无数历史事实上，正确认识和评价一个新事物，不是在它产生的当时，而是在它发展的明天、后天，甚至更长时间。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枫桥区创造了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得到的肯定。“枫桥经验”是当时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方法的一种重要创新，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2003年和2013年，习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两次作出重要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枫桥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健康发展，并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枫桥经验”产生55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一下回顾与再认识。
善于发动、组织和宣传群众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基本经验。1939年，为了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力量，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党的七大强调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将“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提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但是，历史上党的群众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式、命令式和当群众“尾巴”等极端化的问题，时有不同程度地存在，伤害了一些群众的感情。对此，我们党始终以巨大政治勇气纠正自身问题，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枫桥经验”的产生与发展是党的群众工作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
1963年10月，当得知“枫桥经验”后当即予以肯定，要求各地学习推广“枫桥经验”。这是人在进京“赶考”不久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现实国情的冷静思考，是带着胜利之师跨进历史凯旋门后对群众工作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党对群众工作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求党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对应的政策。习对“枫桥经验”的两次重要指示，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群众工作的方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体现了中国人对群众工作面临的问题的深刻洞察、彰显了对“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的历史担当、表明了对执政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
弘扬“枫桥经验”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实践价值，有力地促进群众工作的行稳致远
“枫桥经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尽管一些具体做法深深地烙上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核心与灵魂始终未变，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实践价值，对于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精神。 “枫桥经验”产生于“左”倾严重的年代，但当地人们没有打人，没有捕人，更没有杀人，而是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就把“四类分子”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这无疑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在社教运动初期，枫桥区的部分干部群众也希望采取这种激烈斗争方式，当地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照搬别人的做法，也不回避当地的矛盾，因地制宜、尊重规律。三是“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担当精神。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中，枫桥区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困难面前不偷奸耍滑、问题面前不瞒天过海、矛盾面前不自欺欺人，而是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党性原则出发，顶着压力也要干好应干的事，冒着风险也要担好应担的责。四是“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创新精神。当年，枫桥区不随大流，勇于突破各种禁区，敢想、敢做、敢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后的55年里，他们从始至终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和拓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创新。五是“既合又合民意”的善治精神。在具有着强烈政治化色彩的年代里，枫桥区通过开展说理斗争，实现了既不捕人又治安好的目标。这一经验做法具有“上符国家法律精神、下合社情民意”的特征，表现出对和谐秩序的追求，是善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年以来，特别是弘扬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实践价值，有力地推进群众工作的时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促进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地通过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察民情、解民忧、集民智、聚民心，把广大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和扩大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群众基础，不断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枫桥经验”从最初的“调和阶级矛盾”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护社会治安”；从新世纪初“加强社会管理”到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建立了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一是立体化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明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二是服务化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依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把人民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实现治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三是动态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发挥好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平等地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方法，正确反映和协调每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关切，促进社会动态平衡。四是系统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建立以有关职能部门为主体，群防群治辅助力量为补充，社区、社会面和内部单位防范为基础的社会治安大防控体系建设，实现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五是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信息体系。着眼于社会管理、城市运行管理、政务服务以及数据资源管理的需要，推进电子政务业务应用系统在基层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大力推广民生热线、绿色邮政、网上信访、视频接访等做法，构建快捷高效的群众诉求表达新通道，推动实现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智慧化、精细化。六是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按照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要求，从易发生问题的执法环节入手，对执法具体环节和有关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健全执法办案信息查询系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的社会管理的微观基础、党的群众工作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机制，都相应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人们的利益需求、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这些新的变化，使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更加多样、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工作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同时，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认同已经从情感认同逐渐向法理认同、利益认同转变；对党委、政府的诉求不但有着物质方面的，而且有着更多的社会诉求，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较之以往有了很大增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仅需要勤勤恳恳，而且对专业背景、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较好地适应了党的群众工作的需要，切实增强了基层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习强调：“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这是铿锵的宣示，更是行动的纲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习的要求，始终牢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源泉，始终遵循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从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慢慢地加强新的活力。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必须正确把握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格外的重视又不超越阶段，不断的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牢牢把握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方法。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一切发展进步无不是在破解时代问题中实现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抓住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环境等问题，从而使“枫桥经验”更接地气，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以创新为重点的土洋关系。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当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推广学习“枫桥经验”，既要传承也要创新。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国互联网覆盖率达到85%以上，电子通信网络也已迈入4G时代。充分的发挥信息网络的作用，把“脚板走访”与“网络对话”有机结合起来，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化解民忧提供新渠道，为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供新平台。
不断提高以服务为先的群众工作水平。做好群众工作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视野，提高理论素养，增强群众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为开创新时代群众工作新局面提供更有力、有序、有效的组织保证和能力支撑。（作者 顾伯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