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
“许多政府部门腐败大量滋生的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所规定的结果是所有或几乎所有私人团体都力图规避的。而且私人团体中没有一点人愿意向权力机关报告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
奥尔森一生都在执着地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
奥尔森是当代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理论不仅影响到经济，还有政治、社会和管理学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奥尔森的三部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的繁荣》。
奥尔森在1998年2月，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时他刚完成了《权力与繁荣》这部书，也成为了他最后的代表作。
曼瑟·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完成了其学术思想的终极整合，将集体行动逻辑与国家兴衰机制熔铸成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这部2000年问世的遗作，通过对政府本质的重新界定，揭示了权力运行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深层互动规律。在数字化的经济重塑全球治理、地理政治学重构国际秩序的今天，重审这部跨世纪著作，更能发现其解释后发国家赶超奇迹、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穿透力。
奥尔森创造性提出流动匪帮-坐寇统治者分析模型，颠覆了传统国家起源理论。对比16世纪加勒比海盗与同期日本大名的行为差异，前者采取杀鸡取卵式掠夺（年均资产折现率超过90%），后者通过检地制度建立可持续税收体系（年税率稳定在30%-40%）。这种权力形态的进化，本质是暴力垄断者从短期掠夺向长期收益最大化的策略转变。
非洲刚果（金）的现代案例印证了该理论：蒙博托政权（1965-1997）通过采掘许可证拍卖制将资源掠夺效率提升至殖民时期的3倍，却使该国人均GDP下降42%。而同期博茨瓦纳建立钻石收入主权基金，将资源收益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年均7%的经济稳步的增长。这种对比揭示权力稳定性与治理效能的正相关关系。
奥尔森创造性地将博弈论引入权力分析，提出共容利益范围决定制度质量的理论。韩国朴正熙政权（1961-1979）通过将官僚集团利益与出口导向战略绑定，构建出发展型国家的经典范式：官员晋升与GDP增长率直接挂钩，财阀贷款额度取决于出口业绩。这种制度设计使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4.3%，远超同期拉美国家1.1%的水平。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演化更具启示性：通过将85%国民储蓄转化为组屋建设基金，政府成功将住房供给与政治支持率捆绑。这种住有所居的共容利益设计，使新加坡住房自有率从1965年的9%跃升至2020年的91%，构建起独特的政治市场均衡。
奥尔森提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在东亚发展模式中得到完美诠释。中国地方政府创造的GDP锦标赛机制，通过将土地出让收益（占财政收入比35%）、官员晋升概率与经济稳步的增长指标挂钩，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制度创新实验室。2001-2020年间，285个地级市年均推出13.7项市场化改革措施，推动中国经济规模扩张11倍。
这种制度创新的边际效益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1990年代每1%的制度改革投入带来0.83%的GDP增长，2010年后降至0.27%。印证了奥尔森关于制度红利递减律的判断，也解释了近年中国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
传统分利集团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呈现新形态。美国科技巨头通过旋转门机制（过去十年有327名高管进入联邦机构），将算法霸权转化为制度壁垒。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游说支出从2010年的2400万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2.1亿美元，成功阻挠欧盟数字税法案的全面实施。这种数字坐寇现象，标志着分利联盟已突破地理边界。
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制度套利挑战。尼日利亚的燃油补贴政治显示，由官僚、商人、地方酋长构成的分利网络，每年吞噬财政收入的12%（约46亿美元）。这种制度性腐败使该国尽管坐拥非洲最大原油储备，仍有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
奥尔森强调的制度重启机遇，在转型经济体呈现差异结果。波兰1989年剧变后，通过大众私有化券（每公民获得30份股权凭证）快速重构产权制度，使私营经济占比从18%飙升至80%，创造了中东欧转型中最平稳的经济过渡（年均增长4.1%）。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因缺乏制度配套，催生出7大寡头控制64%国民财富的畸形结构。
新冠疫情意外提供了制度实验场域：中国数字化的经济占比在2020-2022年间从36.2%提升至41.5%，电子政务普及率提高23个百分点。这种危机驱动的制度变迁，验证了奥尔森关于非常态下的改革突破假说。
区块链技术正在解构传统权力运行基础。爱沙尼亚的数字公民计划通过X-Road数据交换系统，将政府服务响应速度提升至传统模式的17倍。这种技术赋权使该国在政府效率全球排名中连续8年位居前三，验证了代码即法律的新型治理范式。
人工智能带来的权力转移更为深刻。中国法院系统推行的类案同判AI系统，使裁判文书标准化率从2016年的54%提升至2022年的89%。这种技术性权力重构，正在创造奥尔森未能预见的算法共容利益新模式。
奥尔森理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遭遇现实挑战。根据最小贡献者决定原理，碳排放博弈中总是由减排意愿最低的国家决定整体成效。尽管《巴黎协定》建立了197国参与的框架，但前10大排放国实际决定了83%的履约效果。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导致2015-2022年间全球碳浓度仍以年均2.3ppm速度增长。
数字货币领域的治理真空更具典型性。比特币挖矿的能源消耗（年耗电143太瓦时）已超过乌克兰全国用电量，但缺乏有效的国际监督管理机制。这种去中心化现象，暴露了无政府状态下权力异化的新形态。
中美科技脱钩本质是制度模式的对冲。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构建排他性技术联盟，中国则以新型制加速关键领域突破。2022年两国在AI领域论文发表量占比分别为27.3%与34.8%，专利授权量差距缩小至12个百分点。这种制度效率的竞赛，将重新定义21世纪的经济版图。
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模仿中面临两难选择：埃塞俄比亚复制中国特区模式，使工业园区出口额5年内增长7倍；但越南试图嫁接西方选举制度，导致政策连续性下降，外商投资波动率增加42%。这种制度移植的差异化结果，印证了奥尔森关于权力-制度-文化适配性的核心观点。
奥尔森留给世界的终极启示在于：繁荣从来不是权力的对立物，而是权力理性化的副产品。从新加坡的威权市场经济到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成功范式都在于构建权力与市场的动态均衡。在数字技术重塑权力结构的今天，这种均衡正在向算法共治的新维度演进。
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践验证了理论的生命力：卢旺达通过建立非洲最清廉的官僚体系（清廉指数排名第51位），实现20年年均7.5%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印度尼西亚以数字身份证系统突破分利集团阻挠，使社会福利漏损率从32%降至11%。这些案例昭示着，突破制度僵化的钥匙始终藏在权力理性化的进程之中。
当人类文明站在元宇宙与量子计算的门口，重读《权力与繁荣》更具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警惕技术乌托邦的幻象，也拒绝制度决定论的傲慢。真正的繁荣之路，始终在于构建使权力回归服务市场本质的制度安排——这或许就是奥尔森政治经济学留给21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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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东电视台《生活帮》报道，2月26日，济南的苏先生花30多万在广汽丰田济南中升匡山店买了辆赛那，提车后发现中控台处有白色污渍。 苏先生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仔细的检测，结果为人体蛋白质，推测是人体唾液或排泄物，苏先生因此担心车在售出之前被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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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缅甸发生7.9级强震，据当地新闻媒体报道，#曼谷一在建高楼地震中轰然垮塌 初步消息称可能有工人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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